许有为先生事略
许君有为是我的挚友兼芳邻。我们同在合肥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几近二十年，故我深知他的行事与为人。今欣悉合肥龙门巷许氏第七次续修宗谱行将付梓。有为君不仅为其族人中之翘楚，也是吾邑著名学者、作家及社会活动家，不可无传，故余乐意为君略叙生平。余齿差长于君，而君虚怀若谷，于余恒以兄事之，故余直呼其名，以便于行文也。
有为出生于上世纪1926年冬至后四日。时值其先尊习庸公领导的吴山庙武装起义失败，东乡故宅被北洋军阀查抄，太夫人李畹君女士以临盆之身，避居娘家。当地民俗忌讳出嫁之女于归宁时分娩。太夫人不得已而租母家牛屋一间，有为才得以在磨店集李老圩外祖家(李府老五房)呱呱坠地。
有为于六岁在东乡榆梓坎老宅“绮园”入家塾就傅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书。八岁到省城安庆，在父母身边进小学接受正规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浙、皖相继沦陷。1938年初，习庸公率领全家随政府西迁，于年底辗转抵达贵州铜仁县。颠沛流离，艰苦备尝。1939年春，有为进入国立第三中学附属小学，1941年升入中学。1945年秋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在重庆和谈，大后方学生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其时有为在高二就读，亦为学生领袖之一，其家中常为开会场所，“读书会”同学中亦间有中共地下党员，引起地方警备司令部特务注意。年底，有为在某日深夜被秘密逮捕。经酷刑审讯，数日，敌人一无所获，乃于深夜将其绑赴刑场，冀其于临刑之际大呼口号，则可就地枪决。有为并非地下党员，故一言不发，敌人又将其牵回，幸得免一死。
1946年夏，全家返皖。有为进省立贞干中学入高三就读。1947年春，反饥饿、返迫害、反内战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五月，合肥学生奋起响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有为与级友熊登民被推为贞干中学代表，参加省会临时学联任执委，领导了这次运动，参与跟省长李品仙、教育厅长汪少伦的谈判。
1948年春，滁县解放，协会小学创立。有为在该校短期任教后，遵父命参加革命，到凤阳进华东大学皖北分校(总校校长陈毅)本科十二队学习。学习期间，被选为校学生会执委，经队长陈衡、石青介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秋，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新区急需干部，华大分校于八月结束。华大学员集中合肥，分发枪枝弹药，由皖北区党委组成为农村工作队，在干仲儒分校长带领下，奔赴肥西农村，开展剿匪、反恶霸、减租减息、建立农会、改造基层政权等工作。1950年春，有为被任命为肥西县蜀西区齐王乡乡长。秋天，由县委抽调进土地改革工作队，领导了山南区龙潭乡土地改革工作。1951年初土改全面结束。有为被调回县直机关，任肥西县供销总社会计股长。1953年，有为以调干生身份参加高考，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1957年夏毕业。有为在学习期间，因品学兼优，被中文系团总支委以重任，担任学生科研刑物《谷风》主编。
1957年春，有为以共青团员兼学生干部之身，积极响应共产党“大鸣大放”号召，在团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中了“阳谋”，被错误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北京西郊农场。1959年返校任资料员。1960年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汤河口中学任教。1962年返皖，在长丰县下塘中学任教。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被学生揭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被大会批判，并被判刑八年。直到“文革”浩劫结束，有为新老冤案才得以一风吹，彻底全面平反，恢复工作。1981年，调合肥教育学院中文系。1982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86年晋升教授。1988年当选为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为曾先后两届任中国民主同盟合肥市委会副主委，同时列席两届市政协全委会。
有为不同于书斋式的学者，而是关心民瘼、密切联系工农大众的人民代表。在任省人大代表及列席市政协十多年间，他提出很多建设性议案，涉及平反冤案、环境保护、高校建设、计划生育、能源交通、合肥新站建设、省图书馆、博物馆硬件更新、淝河二里河改造、巢湖治理、合肥旅游开发等广泛领域，多项被政府采纳。
有为自幼爱好文学。初中二年级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至今六十余年不辍。在高校任教后，有《中国美育简史》一书行世。获北方15省市优秀图书奖。另有长篇纪实作品《艰难的历程》、《王亚樵秘史》正式出版或刊发。其他关于教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单篇著作及散文、小说、随笔等数十万字，散见海内外报刊。
近年来，有为醉心于吾邑地方革命史及乡土文化之研究，多所钩沉。所撰碑文多篇：《合肥环城公园碑记》、《重建思惠楼记》、《重建府城隍庙娘娘殿碑记》、《清风阁碑记》、《吴王墓表》、《重修吴山庙记》、《王亚樵先生墓表》、《合肥包孝肃公祠变迁碑记》等，均已镌石立碑，置于吾邑各名胜古迹景区。有为之名，将共磐石而长存矣。
有为社会学术活动甚多，曾任安徽省美学学会理事，安徽省审美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特约编审，安徽省文艺家、企业家、科学家文化联谊会参事。多年任中国科技大学、合肥联合大学客座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答辩委员会客座委员。现任安徽神学院(基督教)终身教授。
有为于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之离职休养证书，以革命老干部与老知识分子双重身份息影杏坛。君之前半生坎坷蹭蹬，而晚景大佳，朋辈咸为之额手称庆也。
合肥教育学院教授、挚友李宁谨撰。2001年岁次辛已仲冬。
附录：2007年2月27日合肥晚报“新闻会客厅”专访
李氏后人，庐州“碑文第一人”
记者：唐晓和 余萍
从小在“绮园”里打下古文功底
记者：许老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会客厅。
许有为(以下简称许)：谢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更多市民来了解我们的碑文知识及合肥的乡土文化。
记者：请问您是何年接手碑文创作？
许：从1986年创作《合肥环城公园碑记》开始，至2006年5月1日《包公园碑记》揭碑，20年来，我一共撰写碑文14篇，均已镌石立于合肥、长丰县等地相关名胜古迹景区。
记者：这20年合肥的碑文都快被您“垄断”了?很多建设单位是慕名找到您的?
许：我所撰的第一篇碑文《合肥环城公园碑记》当时没有刻上作者与书法家的名字，直到1994年城隍庙市场重建思惠楼时，我撰写《重建思惠楼记》后，由于石碑上刻有我的名字，因此，不少单位慕名找到我。后来，我相继为吴王墓、吴山庙、娘娘殿、王亚樵墓、清风阁、包公祠、三国遗址公园等撰写碑文。
记者：碑文大家不是太熟悉，您当时是如何看待的?
许：上世纪80年代之前，市内名胜古迹景点所流传下来的碑记多为清代以前作品，“文革”前后，碑文艺术曾经有一段真空期。从先秦至今，碑文一直是中国各地乡土文化中的传统文体，几千年来，许多名胜古迹、庙宇祠堂、私人墓园、学校等大都刻有碑记，唐宋八大家文集中都收录有碑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滕王阁序》都是碑文中的经典。
记者：您所写的碑文用的都是文言文，可见您有很深厚的古文功底。
许：深厚倒谈不上，但是碑文写作是需要具有一定的古文功底的。我是李鸿章家族第五代外孙，出生后住在“绮园”庄园。六岁的时候父母就专门为我们兄弟姐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接受家塾启蒙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直学到《古文观止》，也就是那个阶段的学习培养了我对古文的爱好。上中学以后，我还很热爱古文，广泛涉猎唐诗宋词以及其他朝代的古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我到现在还能背诵。
环城公园碑记曾被“移花接木”
记者：您所撰的第一篇碑文《合肥环城公园碑记》诞生前后传出不少佳话啊。
许：1986年，我市在昔日城郭和护城河的基础上，建成了全长8．7公里的环城公园。“翡翠项链”让市民们津津乐道，有关部门决定刻碑纪念。当时贵报刊登了向全市征集碑文的征文启事。会上确定了征文的框架：300字上下，浅近文言文，内容要包括环城公园建设、城墙城郭历史、古城历史、现今公园建设格局、六大景区情况等。我看了有关材料后，用了好几天时间才写出来，并且改了4—5次才定稿。
后来市里组织了一批专家，从收到的40多篇碑文中评出了6篇，其中我所撰写的碑文获得了一等奖，被刻到了合肥东大门九狮广场的碑上，并且得到了相当于我当时三个月工资的奖金（笑）。
说到这篇碑文，我还有个故事要讲。很多人对碑文结尾的“昔日环城，郭也。今日环城，公园也”两句非常欣赏，有人称赞说，这句是我这篇碑文的最出彩之笔，这让我受之有愧。其实这两句是当时负责组织征文的吴翼副市长从冒茀君老先生的稿子里“移花接木”过来的，当时他的征文获得二等奖。这一截取非常成功，有画龙点睛之功效。而今斯人已逝，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澄清这件事，这句的版权归冒老。我不能掠人之美啊!
记者：除了“移花接木”的故事，听说还有一个“妙笔改碑文”的故事?
许：是啊，《包公园碑记》受到市各级领导的关注。2005年9月，我接受撰写包公园碑记的任务。历时8个月，9次易稿才完成。第8次定稿之时，有关部门将碑文稿交到了孙金龙书记手中。孙书记在百忙之中仔细阅读并进行了修改。孙书记改去了原稿中“中共合肥市委、市政府以大魄力查处违法建设，城区面貌，焕然一新”27个字，换成了现在碑记中我们所见的“全市上下，同心戮力，攻坚克难，破旧立新”16个字。这一修改真是经典啊，不仅使文字简洁了许多，读来更加铿锵，更富有节奏感，而且内涵也丰富了，例如“上下”二字充分体现了政府和市民的凝聚力。
满意与遗憾尽在包公园
记者：您撰写如此多的碑文，20年来哪些给您印象最深刻?
许：包河公园景区的三篇碑文，我认为是自己最重要的创作，包括位于芜湖路与马鞍山路交口西北角的《包公园碑记》、清风园正门内碑亭中的《清风阁碑记》和包公祠历史文化长廊内的《合肥包孝肃公祠变迁碑记》。为纪念包公而修建的包公园是合肥人的骄傲。作为一个合肥老人，作为包公的“乡后学”(同乡、后代、学人)，我自认为尽到了责任。出于对包公的景仰，在撰写碑文时，我不仅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同时也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一字一词斟酌、推敲，在最后署名时，还用了“沐手恭撰”字样，以表达对包公的无限敬佩。
记者：由于碑文多用文言写就，古人流传下来的许多碑文都文采飞扬，您觉得自己最得意之作是哪篇?
许：位于包公祠历史文化长廊中的《合肥包孝肃公祠变迁碑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篇都是我最满意的：首先仅从碑文文学成就上说，我自认为这篇最为有文采，最为古色古香；其次在碑文内容上，还历史以真实，“至清咸丰初，太平军起，书院祠宇悉毁于兵燹。”客观评价了太平军在合肥对历史文化古迹的破坏行为；再者，在书法上，这篇碑记出自著名书法家许云瑞之手，字体工整，苍劲有力；最后还有，这篇碑记在雕刻造型上也非常成功，八块大理石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照壁，气势恢弘，同时黑底绿字的色彩搭配让游人赏心悦目。所以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最满意这一篇。
记者：我们在观摩《清风阁碑记》的时候，注意到有的字底色看起来与别的字不一样，请问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许：2000年雕刻家在镌刻《清风阁碑记》时，没请原作者校对，以至后来出现两处错字。“钟灵毓秀”的“钟”字，古体右半边应该是“重”，可是一开始被写成了“童”；“一气呵成”的“呵”字在写的时候落写了“口”变成了“可”字。虽然后来及时发现，并通过把原字凿下去后用环氧树脂和石粉补平，再重新雕刻的办法补救，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碑身留下了很明显的“伤痕”。现在这块碑文从外表一看就知道是改的，让人非常遗憾。
文言文大量活在我们口头
记者：文言文难学难写，在您所作的十几篇碑文中哪一篇难度最大最为费功夫?
许：《三国合肥新城遗址公园碑记》，这是去年春天的事情。因为不仅要写碑记，更要为里面的亭、台、楼、阁、桥、门以及其他建筑、雕塑命名和撰写对联。而且碑文的内容必须包括魏明帝及大将军满宠建造合肥新城的事迹和当今新城遗址公园建设的经过。我是中文系教授，对历史不是很熟悉，尤其是三国时期。要完成这一任务我首先要全面的学习三国历史。这是不能从《三国演义》里学习的。为此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通读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制出了三国年表，理清了以三国新城遗址为中心的魏国大事。为了更准确地命名，我还数次到公园实地考察。另一方面，市园林局提供了遗址公园建设资料和各景点照片资料，这样我就掌握了有关这一遗址的全部古今材料，在此基础上，我才开始命名和撰写碑文的工作。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篇碑记是花费时间最多，最为呕心沥血的。
记者：最近国内好像有一阵“复古”风，于丹的《论语心得》更是一书难求，您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文言文呢?
许：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文献，即所谓的经史子集四大类，这些载体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言文不是死去的文字，现在还大量的活在我们口头，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成语就是从古文献中引用出来的。据我所知，台湾的中小学以及大学中文专业就是很重视古文教学的。此外，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现在都开始学习汉语，兴建大批的孔子学院，掀起了汉语热，作为孔子后人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呢?
说到这里，请大家不要误会，其实我并不是主张现代人写文言文，现代人写东西还是应该用白话文。文言文，虽然专家学者能看懂，但一般人理解起来还是有困难的，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它相对于口语来说，是死去的语言，但这并不是说文言文应该消失，文言文是承载古文化的载体，是应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碑记也可以用白话文写的，但是为历史文化古迹写的碑文还是应该用浅显的文言文，并且应该符合古代碑文体制。
记者：现在许多中青年学者都不太懂古文，您对他们有什么希望?
许：远在公元前1066年的时候，周武王就在合肥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庐子国，就是在此诸侯国的基础上，合肥才逐渐发展为城邑，合肥别称庐州、庐阳，“庐”字即源于此。作为一个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待我们后人去挖掘，去弘扬。希望中青年学者能学习用浅显的文言文，按照古代碑文的体制创作碑文。我已经82岁了，虽然也还能勉为其难的写一些简单的碑文，但毕竟老了，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接过这个担子，为合肥这个历史文化古城写出更优秀的碑记来。
文章出处：老顽童网站 文章作者：李宁
